劉文俊經營的“天緣酒家”處在天緣路商業中心，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天緣酒家”面積不大，只有十六張桌子，但由于身處繁華位置，人流量大，每天到他這里就餐的人絡繹不絕，翻臺率極高，劉文俊賺得是盆滿缽滿。
　　
　　這幾天，劉文俊有些不高興。原來，在“天緣酒家”的旁邊，有一幢老樓拆了建新樓。天緣路是老街，街道很窄，拖建筑材料的車不能直接開到建筑工地，很多時候車子都是停在外面的寬馬路上，卸下材料，由農民工運送到工地上。到建筑工地必須從“天緣酒家”門前經過，農民工們扛東西，經常塞住客人到“天緣酒家”的路；有些農民工不注意，還把飯店門前擺設的花草踩壞不少，讓劉文俊心里很不舒暢，認為這些農民工擋了他的財路。
　　
　　劉文俊打心里看不起農民工。農民工穿戴邋遢，還喜歡搶劫和小偷小摸，說得好聽點是農民工，說得難聽就是強盜和乞丐。一天下午，愛車如命的劉文俊停在門口的剛買的“現代”轎車被劃傷了一塊，車面上的劃痕明顯是被金屬鈍器劃的，他格外心痛。早上，他看見那幫建筑工地的農民工抬的是鋼筋，便認為這準是他們干的，心里就想找碴，報復那些農民工。
　　
　　過了幾天，那幫農民工開始背腳手架。有個年輕的農民工叫小元，見停在門口的轎車很漂亮，經過時就用手摸了一下，這被時刻注視著他們行動的劉文俊看見，他馬上叫來幾個服務員，把小元圍住，按倒在地，一陣猛踢。
　　
　　開始，那些農民工沒反應過來，見小元挨打，都還在呆頭觀望，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有個大胡子是這伙農民工的頭，喊著：“快救人哪！”那些農民工才上前把小元護住。大胡子把小元抱起，見小元已經被打得鼻青臉腫，身上到處都是血，就氣憤地問劉文俊：“你們為什么打他？”
　　
　　劉文俊說：“他弄壞我的車。”
　　
　　小元雖然傷得很重，但仍然堅持著說：“不是我，我只用手摸了一下。”
　　
　　劉文俊說：“前幾天，我的車被劃傷了。只有你們抬著東西在這來來往往，不是你們這幫鄉下人，你說是誰？”
　　
　　大胡子瞪大了眼，說：“原來只是懷疑，你就把別人打成這樣，難道我們農民工的身子就這么不值錢？你今天要給我們一個交待！”
　　
　　劉文俊見身邊的農民工越來越多，有的還拿著鋼筋和鐵鍬，怕動起手來，自己不能全身而退，就給派出所所長打了個電話。所長和劉文俊是拜把兄弟，他在劉文俊的酒樓里有股份，是這個酒店的股東，每年都有分紅。
　　
　　一會兒，所長帶著幾個警察趕到，所長對那些農民工吼道：“把家伙都放下，聽見沒有，誰想鬧事，我就把誰抓起來。”見“救星”來了，劉文俊總算松了一口氣。那幫農民工見警察來了，也都把手中的家伙放在地上。所長忙把劉文俊叫過來，問清了事情的起因。他又到民工那邊看了看，見那年輕的農民工傷得很重，忙問誰是農民工領頭的？那個大胡子說他就是。所長讓大胡子先把傷員送到醫院，明天和劉文俊按時到派出所去接受處理意見。
　　
　　大胡子把任小元送到醫院。經過檢查，他全身有多處開放性傷口，軟組織嚴重受傷，皮下有淤血，幾根肋骨骨裂。大胡子叫胡大衛，是這些農民工的包工頭，是他把任小元從村子里帶出來的，見任小元傷成這樣，他說：“小元，我一定給你討回一個公道。”
　　
　　第二天，所長同劉文俊和胡大衛一塊，商量這件事的處理辦法。所長偏心，袒護劉文俊，把黑白混為一團，認為雙方都有過錯，農民工弄壞了劉文俊的車，劉文俊打傷了小元，這件事就算扯平，以后雙方不得再生事端。胡大衛聽了，對所長說：“這么處理，我不服。車不是我們弄壞的，劉文俊必須給小元賠償醫藥費，打人者必須給小元賠禮道歉。”
　　
　　所長把桌子一拍，對胡大衛說：“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你大概是不想在這里做事了。”
　　
　　胡大衛不敢得罪所長，怕警察天天找碴。他知道警察對付農民工有幾個絕招，不是查暫住證，就是天天搞檢查，讓你一天到晚不能安心做事，只好怏怏地回到工地上，把處理結果告訴給手下的農民工。那些農民工都很氣憤，說：“明明是他們動手打人，為什么說是我們的過錯？”有的農民工說：“忍下算了，誰讓咱們是外地人，誰讓咱們是農民工，是三等公民呢？”聽了這句話，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城里人看待他們這些農民工，就像看待小偷和乞丐。在城市的每個角落，城里人對農民工都有一種無形的歧視。
　　
　　想到這里，胡大衛把拳頭一攥，說：“誰說咱們是三等公民？這個城市不是咱們一手建起來的嗎？我寧可不開工做事，也一定要找那個飯店的老板討回公道。”
　　
　　第二天十一點的時候，“天緣酒家”來了四十多個客人，走進酒店，三三兩兩地占滿了大廳的十六張桌子。他們就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農民工。
　　
　　服務員上前問他們吃什么，他們每桌都只點了一道菜，有的點的是花生米，有的是大白菜，還有的是豆腐乳。服務員問他們還要別的嗎？他們都說不要了，拿著筷子，慢慢地吃。
　　
　　這時，正值午餐高峰，來了很多客人，他們把頭伸進來，見里面的位子客滿，就轉身到別的餐館去用餐。
　　
　　這四十多個農民工似乎不是來吃飯的，他們更多時間是在聊天，一碟子花生米或者一盤小白菜一直吃到下午兩點鐘要上班了，才慢慢地散去。
　　
　　到了下午六點的時候，店里又來了四十多個農民工，他們像中午一樣，占滿了十六個桌子，每桌點了一道小菜，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統一離開。
　　
　　晚上，劉文俊一結賬，就傻了眼。平時，一般都是一萬多元的營業額，今天才有五百多元。劉文俊心里明白，是這幫農民工搞的鬼，他們把位子占住，想把自己的酒店搞垮。他打電話給派出所所長，請所長想個法子。所長答應劉文俊，明天派兩個人去給他維持秩序。
　　
　　第二天，所長果然派來兩個民警，劉文俊心里想：“這下，我看你們怎么辦。”
　　
　　到了中午時分，那些農民工果然又來了，卻被兩個民警攔住，不允許他們進去。那些農民工不干了，對那兩個警察說：“我們進去吃飯，你們憑什么攔我們？哪條法律規定你們警察不準農民工吃飯的？好像警察不是管這個的吧？”可不管農民工怎么說，兩個警察就是不讓他們進去。
　　
　　四十多個農民工進不了餐廳，就把餐廳的門堵住，其他吃飯的客人也不能進去。天緣路是商業中心，是全市最熱鬧的地方，一會兒，“天緣酒家”門前就人滿為患，黑壓壓的人群把這里圍了個水泄不通。有好事者給報社打了個電話，說這里有“猛料”，報社和電視臺的人很快趕到這里，對這件事進行新聞報道。見記者來采訪事情鬧大了，兩個警察忙撤了回去。
　　
　　到了晚上，劉文俊一結賬，一天營業額才一百多元錢，這點錢連水電費都不夠，更不用說房租和大廚、服務員的工錢了。照這樣下去，他的酒店撐不了幾天就要關門。劉文俊忙打電話給所長，讓所長一定要多派一些警察，要不然，他這個店開不下去了。誰知，這次所長一聽見是他的電話，就把他罵了一頓：“劉文俊，你可把我害慘了，我現在自己還顧不過來呢。”
　　
　　劉文俊還沒回過神，只見一個服務員小姐拿來了一張晚報，對他說：“老板，我們上報紙了。”劉文俊拿過一看，只見報上寫著“歧視農民工——一酒家竟不讓農民工進店吃飯”，還把兩個警察把守大門的照片印了出來。劉文俊這才明白，為什么所長生那么大的氣，原來，報上還寫了自己請警察看大門，給自己打“保護傘”！
　　
　　第二天，派出所打來電話，讓劉文俊去一趟，說是要重新處理上次毆打農民工任小元的事。劉文俊趕到派出所，見以前的所長已被撤職。原來，這件事被媒體曝光后，市公安局對此非常重視，在了解真相后，迅速撤換了天緣路派出所所長。新任所長當著劉文俊和胡大衛的面，重新宣布了處理意見，由劉文俊先賠償任小元的醫療費。
　　
　　新所長問胡大衛還有什么要求，胡大衛說：“我代表任小元，要求劉經理去醫院給任小元道歉，從此恩怨一筆勾銷。”
　　
　　劉文俊原本以為那些農民工會借機為難他，向他索要誤工費、營養費和精神損失費，但胡大衛只要他道歉。劉文俊這才明白，那些農民工來城市打工，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他們更需要城里人對他們起碼的人格尊重。
　　
　　報紙又登出這樣一幅照片，是劉文俊在醫院給小元鞠躬道歉，取名為“城市道歉”。說的是：農民工為我們城市創造了許多財富，而城市人卻用歧視的眼光看待他們，我們代表城市，應該向他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