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詢問他們有沒有什么成功的秘訣。我采訪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于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更公平、更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后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么概念。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里面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么會得一個B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我說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后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么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后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后走上《正大綜藝》的舞臺。回頭看起來，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覺得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歷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中央電視臺第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