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戚業國提出一個觀點，博得大家一致認同。戚教授認為：我們未來生活質量的高低，取決于今天班里的那些“差生”；因為，未來為你提供賣菜、收電費、開出租車等日常服務項目的，就是今天的這些“差生”。這些人，能真正讓你切實體會到生活質量的高低。毋庸諱言，任何一所學校都有“差生”，并且，“差生”被邊緣化似乎成了一種普遍趨勢。有些學校更是公然歧視“差生”——給“差生”戴“綠領巾”，將“差生”驅趕到最后一排，為“差生”單獨編班等。校園里的“嫌貧愛富”，流行病般侵蝕著太多校長、教師的心。正是因為“差生”被普遍當成了“累贅”，所以，當我們看到魏書生、李鎮西、雷夫等優秀教師偏愛“差生”的時候，我們才感到格外欣慰。
　　
　　對分數的狂熱膜拜，使我們忽略了太多不該忽略的東西。挫敗感本已經使“差生”苦不堪言，遭白眼又給他們的傷口撒鹽。我們常常納悶兒，為什么越是“差生”毛病就越多——抽煙、上網、逃課、出走……而“標簽效應”告訴我們：當一個人被一種詞語名稱貼上標簽時，他就會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為與所貼的標簽內容相一致，而這也正是“差生”被稱作“差生”之后越來越差的原因。前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創辦了“波爾塔瓦幼年違法者工學團”（后更名為“高爾基工學團”），“工學團”的學員全都是失足少年。一個后來成為馬卡連柯得力助手的學員卡拉巴林這樣回憶道：“馬卡連柯注意到我的人格，可是那時，我自己還不知道什么是人格。這是他對我的第一次溫暖的、人道的接觸。”就是憑著這種“溫暖的、人道的接觸”，馬卡連柯創造了教育的奇跡。當年那些失足少年，被他成功塑造成了專家、學者、干部、國家勛章獲得者和衛國戰爭英雄。
　　
　　沒有誰不喜歡這樣的文案——“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但是，我們不妨想想看，如果“差生”今天收到的只有歧視與侮辱，那么，明天他奉還社會的，除了冷酷與怨恨還能有什么呢？智者說：“源頭之石，改變了河流的走向。”愿那幸運地做了“源頭之石”的人意識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意識到自己對于河流的意義，意識到河流對于大海的意義；愿每一條河流在回望迢遙來路的時候都能夠深情地說：“感謝那源頭之石，賦予了我有尊嚴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