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我在耶魯大學招生委員會盡了一天義務，3名招生專員、一名校長辦公室代表還有我翻閱了賓夕法尼亞東部學生的申請材料。
　　
　　主持人是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不停用術語評論著每份材料：“裝備好”是指成績單顯示申請人受到了很好的學術訓練；“一年級教育”是指候選人父母教育水平最多只有高中水平；“MUSD”是指非常有前途的音樂人才；“吹噓”指簡歷中存在值得懷疑的信息，如果候選人中出現五六個這樣的條目，就希望甚微了。我們聽他介紹，適時提問，然后投票決定是否錄取。
　　
　　我們的選擇余地非常大，因此只對那些有特殊潛質的學生感興趣。這些通常會通過個人綜述和論文顯示出來。那些只提交了個人簡歷和成績單的學生會被直接拒絕，因為他們“沒有閃光點”、“不是團隊的建設者”；附帶了9份推薦信的學生則被認為“企圖心太強”。
　　
　　有人將這些在精英學校中讀書的超能學生稱為“超人”：修雙學位、有運動和音樂專長、掌握幾種外語、在全球多個地方進行過志愿服務，還有一系列成績斐然的愛好。成年人和同齡人都對他們懷有敬畏之情。
　　
　　這些超能年輕人顯然是從幼年就開始的競爭中，一路勝出的佼佼者。但根據我和幾百名學生交流的情況來看，結果并非如此。我們的精英教育制造了一群聰明的年輕人，但他們焦慮、膽小、容易迷失自我，缺少學術上的好奇心，卻擁有強烈的目的性和企圖心。他們被包圍在優越感中，迷茫地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可以將自己的工作做好卻不知道為何要做。
　　
　　一個年輕的女孩給我寫信講述她在耶魯讀書的男朋友：上大學前，他多數的時間都用來讀書和寫作。在耶魯讀三年大學后，他變得非常沒有安全感，擔心很多普通學校學生根本不會操心的事。“只要是聽說過的書，他都會讀，只有我知道，他只讀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或者直接看書評。他這么做不是因為沒有好奇心，而是因為談論書籍帶來的效益比真正讀書更大。”
　　
　　如今的入學標準是如此嚴格，以至于進入常青藤大學的學生都是從未經歷過失敗的人。而那些希望接受真正教育的孩子，則被看作怪胎。一個學生告訴我，她的朋友從耶魯退學，因為學校“令靈魂窒息”。
　　
　　最諷刺的是，這些精英學生被告知他們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多數人都進入相似的行業。2010年，頂尖學校1/3的畢業生進入了金融和咨詢公司。哈佛、康奈爾和普林斯頓的畢業生幾乎沒有人進入神職、軍隊、政治選舉甚至是學術研究領域。像扎克伯格一樣中途退學被認為是光榮的事，而順利畢業當一名社工卻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
　　
　　精英學校的學生認為朋友中有人來自密蘇里州、有人來自巴基斯坦，有人玩大提琴，有人玩曲棍球就說明受教育人群的多樣性了，卻沒有想到這些人的父母都是醫生或者銀行家。
　　
　　這個體系非常不公平，工人階級和草根白人的子女幾乎無法通過現在的錄取制度進入常青藤聯盟的大學。2006年，只有15%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
　　
　　學費只是原因之一，培養符合常青藤入學要求的“超能”學生的高昂成本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的家庭從孩子出生的時候就開始用金錢為他們的未來鋪路：音樂課、運動器材、國外旅行、私立學校的學費。SAT本應該考驗學生的潛能，如今只是考驗了家長的收入。對于那些在郊區豪宅中長大的孩子來說，是否上常青藤學校并不是問題，問題只是上哪一所而已。
　　
　　在排名前20的大學中，90%的新生是高中時排名前10%的學生。正是因為這些學生的存在，我不希望年輕人進入常青藤或類似的精英大學，那些普通學校的學生通常更加有趣、更加好奇、更加開放，并且沒有那么愿意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