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納粹迫害下流亡數年的托馬斯·曼到達紐約，有人問他，是否覺得流亡生活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托馬斯·曼回答說：“這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彌漫著荼毒。我其實什么都沒有損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
　　
　　如果不是考慮到托馬斯·曼的國籍，這句話差不多可以作為近年騰傳眾口的“民國范兒”的一個典型了。一段時間里，有人以中國文化的托命人自許，宣稱“我在哪里，中國文化就在哪里”，“凡我在處，就是中國”，我猜想，大概就是從以上的故事中學來的。
　　
　　后來我發現，這樣的表達，其實用不著遠征異國，稍微隱約一點的意思，梁漱溟也講過。1939年，戰爭烽火正烈，梁漱溟活動于華北華東諸戰地，曾出入于敵后8個月左右。在此期間，同行的很多朋友因炮火的威脅而舉止失措，惟有梁漱溟，一直在險境中坦然自若，朋友不禁感嘆，“梁先生了不起，若無其事！”在給家人的信里，梁漱溟解釋了自己履險如夷的原因：“前人云：‘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又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為了避免誤解，在把這封信收到傳記中時，梁漱溟還特為添加了一個“后記”：“此文原系家書，其中有些話不足為外人道。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雜志》上發表了，亦不須再閟。其中狂妄的話，希望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更為明確的說法，見于上世紀50年代。一個民國人物在給老友的一封信里，這樣轉述別人對自己的贊揚：“他簡直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民族。”我忘記了受到贊揚當事人當時面臨著怎樣的困窘，需要借這樣的話來策勵自己；也不知道此人的文字和籌謀，最終是否當得起這個贊賞。但托馬斯·曼和梁漱溟在說這些話時，確實身歷著艱難困苦，他們的說法，與其說是狂妄，毋寧說是困境中的一種激越反應。不管他們身上是不是真的背負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后來，托馬斯·曼用《浮士德博士》，部分兌現了對自我的期許；而梁漱溟，也以其“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果決，贏得了人們的信任。
　　
　　其實，自晚清至民國，類似的話還有很多，簡直到了不勝枚舉的地步，要梳理清楚其間的關系，難免治絲益棼。幸虧熊十力自撰的一幅對聯，無意間提示了以上言論的最早出處。也是在抗戰時期，熊十力輾轉入川，居停北碚時，他時常跟人說起自己掛在北平寓所的對聯，“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兩聯均出《論語》，也都是孔子的話。上聯取自《憲問》：“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下聯源于《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的兩次感嘆，一次在履霜堅冰之時，一次處顛沛困厄之中。感嘆“道之將廢也與”時，孔子正任魯國大司寇，而子路也在做當權者季孫的私人總管，這時，卻有公伯寮向季孫編排子路的壞話。見微知著，孔子知道這其實是季氏對自己師生起疑的信號，魯國的政治已不可為，而他的政治理想也必將破滅，于是有此感慨。因為感慨的是國事，孔子在這里用了自己素所罕言的“道”。
　　
　　第二次感嘆發生在周游列國途中，孔子與一眾弟子被困于匡，眼見有了性命之憂。面臨如此絕境，孔子平常深深收斂的光芒不自覺地顯露出來，雖然一閃即逝，卻讓我們罕見地看到了他內在的驕傲：“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指禮樂制度，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以復興禮樂為己任。現在，禮樂的托命之人有了生命之憂，或存或亡，都是上天的意思吧，哪里是匡人能左右的呢？
　　
　　即使在如上的言辭里，朱子仍然從中看出了孔子的謙虛，因為這次是講自己，所以“不曰道而曰文”。能在激蕩的情緒里仍然保持克制，顯現出深厚的修養，孔子的話就不應該僅僅成為后人仿效的底本，而是作為衡量的標尺，時常用來檢驗我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