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作為中國電影一個不可復制的標簽，一直像他的導演處女座《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馬小軍一樣——“我頭腦如皎潔的月亮一樣清醒”，鏡頭像自己的眼睛一樣，記錄著人生百態，透析著掙扎暗涌。
　　
　　一直記得2000年的第53屆戛納電影節，那是華語電影人倍感榮耀的一年：臺灣導演楊德昌憑借《一一》獲得“最佳導演獎”；梁朝偉憑借《花樣年華》成為華語電影繼葛優之后的第二位戛納“影帝”，杜可風、李屏賓、張叔平在《花樣年華》中的工作，也獲得了戛納技術方面獎項的肯定；姜文的《鬼子來了》獲得“評委會大獎”。時隔十年，姜文又回到了戛納，這一次他再次發威，“讓子彈飛”。
　　
　　1979年的工廠不屬于未來，31年后的現場又有誰在。如今《陽光燦爛的日子》已被定義為華語電影中不可復制的經典，《讓子彈飛》也已經上膛。全世界的影迷都在睜大雙眼，期待著姜文還會玩兒什么花樣。與鬼才導演面對面，贊嘆之余，不得不驚呼：“姜文動物兇猛。You'resogreat！”
　　
　　姜小軍，動物兇猛
　　
　　姜文，男，導演、演員。別名姜小軍，1963年生，摩羯座，屬虎。動物兇猛。
　　
　　“北京，變得這么快，20年的工夫她已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我從中幾乎找不到任何記憶里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破壞了我的記憶，使我分不清幻覺和真實。我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夏天，炎熱的天氣使人們裸露得更多，也更難以掩飾心中的欲望。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出來伴隨著我，陽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陣陣發黑……”這是姜文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開頭。活潑立體的主人公馬小軍像一道晃眼的夏日陽光掃進了無數人的記憶當中。該片被認為是姜文的自傳，主人公也沿用了“小軍”的別名。
　　
　　姜文的父親姜洪齊是位部隊干部，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1963年1月5日，姜文出生在唐山，10歲時全家才遷到北京定居，轉學到了北京七十二中。京城偏東的5號大院就是電影中軍區大院的原型，姜文在那里結識了“發小”英達。那一年，姜文10歲，英達12歲。那時候一群小青年坐在房檐上抽煙、彈吉他、唱蘇聯歌曲。
　　
　　將“發小”的話題延續，姜文和英達成為莫逆之交是在高中。有英語優勢的英達考上了北京大學，而同樣頑劣的姜文卻落榜了。1979年，中學畢業后的姜文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但沒被錄取，寄來的公函里勉勵他“安心工作，安心學習”。第二年姜文又報考了中央戲劇學院，有幸成為了80級中戲表演系的一員。
　　
　　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的人大多知道，姜文的影片改編自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至于姜文產生共鳴的原因，從王朔的許多作品如《看上去很美》中都可以輕易地得出答案：兩個人年紀相仿，都長在北京，生活在同樣的時代，甚至他們同樣是部隊“大院的孩子”。
　　
　　電影的改編有些“偶然”。1991年底，王朔在不經意間把《動物兇猛》交給了姜文，臨睡前總習慣看點什么的姜文順手拿起了這本小說，結果一看就沒放下。“看了這部小說，我內心有一種強烈的沖動。王朔的小說像針管扎進我的皮膚，血‘滋’地一下冒了出來。我不能判斷它的文學價值，我總是把文字變成畫面，我自覺不自覺地總是把小說翻譯成電影。我一看到這部小說，就聞到了味兒，就出現了音樂……在《動物兇猛》中，我找到了當時自己認為的一種真實，這種真實還是主觀的……我一再強調我的迷戀，我的欲罷不能……我是摸著我的心來寫、來拍的，而我覺得王朔的小說也是這樣一篇小說。”于是，1992年6月13日，在一間只有一張桌子、一張床、聯系外界的是一扇小窗戶的6平方米的小屋，6萬字的小說被改成了9萬字的劇本。扉頁上，他寫上了三個字“那時候”。
　　
　　1993年8月23日《陽光燦爛的日子》正式開拍，1994年1月22日完成了最后一個鏡頭。后來，這部電影，獲得了第5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沃爾皮杯最佳男演員獎（銀獅獎），更在第33屆臺灣電影金馬獎上成為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獎的得主。后來的后來，《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那些明媚的炙熱的少年回憶被姜文封存在了膠片上。
　　
　　鏡頭轉動，太陽照常升起
　　
　　產量不高，但是“姜文出品，必屬佳品”。無論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是《鬼子來了》，還有2006年的《太陽照常升起》都給影迷的一種暗示，作為導演，姜文自己想表達的隱晦的東西很多，并且異常密集。雖然他自己曾經說過，自己每拍一部電影都是為了讓自己放松——像魯迅說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而事實上，每一次卻都像扒了一層皮，甚至是一種無虐不歡的摧殘。但是他總有辦法在大家笑得亂七八糟的后面，一腳踹在觀眾的心窩上。
　　
　　事件發生的偶然和必然都在暗處隱隱掛鉤。那年王朔拒絕了改編《動物兇猛》劇本的邀請，有強烈愿望要將其實現于膠片的姜文自己動手，便有了后來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當初，姜文為了這部影片殫精竭慮，耗盡了他的精力和財力，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財政危機，在各路朋友的幫助下才挺了過來。原來初剪的版本有4個多小時，有很多馬小軍成年的戲份，這部分由姜文出演，后來他和同行們發現他演出的部分效果很不好，所以他剪掉了自己演出的絕大部分鏡頭。只要最好的，要保證質量，死摳每一個細節，不急不躁，不為參加電影節而加快制作步驟，是姜文作為導演一直追求的信條。
　　
　　《陽光燦爛的日子》被認為是姜文的青春紀念，而在他自己的口中《鬼子來了》這部電影則是他的“前世”。很多微妙精準的細節都是從意念中自然產生的，天然的。“我是從心里選演員，不會從外貌去選，從外貌選會失敗的，從心里去選，會出現很多令人驚艷的表現。任何一個人都是一個好演員，只要碰到合適的角色。”
　　
　　作為一個需要駕馭整部影片基調的導演，姜文總是事無巨細，并且參與深入到每一個節點，力求盡善盡美。經過姜文再創作之后的作品，變成了一個夢，一個屬于姜文記憶里的夢。很多好的電影是從夢里來的，這夢并不一定指的是躺在床上睡了一覺的夢，而是人的很多夢想。到了今天，《太陽照常升起》是他腦子里最迷戀的那一部分，姜文自己說過：“這部影片是很久以前就縈繞在腦海中，我一直覺得這不是我拍的電影，因為這個東西原本就存在，我只是把它上面的土撣掉而已。”
　　
　　槍已上膛，讓子彈飛
　　
　　在去年的第62屆戛納電影節上，姜文的新作《讓子彈飛》就曾經來造勢發布海報，在戛納發布預告片，精彩、節奏感強烈的首款預告片贏得了全場掌聲。《讓子彈飛》通過海外賣片已經收回了影片近一半的成本，并有望創造華語影片海外交易額的紀錄。這讓人聯想到在上海開展的蔡國強的《農民達芬奇》的一句口號，借用并且改變：“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在于如何讓子彈飛起來并且擊中目標。”
　　
　　對話姜文
　　
　　問：《讓子彈飛》用到這么多明星，這部電影對您來說，有什么樣的意義？
　　
　　姜文：對我來說有什么樣的意義？對我來說，是我拍的第四部電影，我覺得全部的意義都在這兒了，是第四部電影。用什么人的事兒，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劇本、角色的需要；一個是就是他了，他鼓動我這么做，我說好啊，很有說服力。相對我以前的電影，用非專業的演員、小孩兒什么的，這次是用腕兒用得比較猛。
　　
　　問：所以，拍這部電影是最難的嗎？相對之前的三部電影？
　　
　　姜文：正相反，因為專業人士多了，所以我們分工也比較細致了。比如說，以前除了寫劇本、導戲，我還得幫他們演一遍；比如說非專業演員之類的，但在這部電影里沒有這種情況，因為大家都是非常專業的演員。且不說葛優和周潤發了，就說廖凡、邵兵、姜武、張默，你不需要給他們做示范，他們準備得很充分。
　　
　　問：您為什么一直不放棄演戲？連著三部執導的影片都會有自己在里面出演？是不是很享受自編自導的快感？
　　
　　姜文：這是一個角色是否合適的問題。當初《鬼子來了》，我本來就沒想自己來演，一個人要是敢同時當演員，當編劇，當導演，要么他是一個身強力壯、身心特別健康的人，要么他就是一個瘋子，他不知道這事有多累。我當時就屬于第二種。前面我還算心智健康，我說我不能演，選了幾個月的角色，后來別人說，還是你吧，我說為什么，他說，你看啊，因為你會說唐山話，你拍之前還能在現場自己比畫……你想，我有多么累。我如果就在那兒看著監視器，多舒服啊，現實不行，我得這頭看完了監視器，還得騎上馬，從這頭跑到那頭去，快感說不上，其實非常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