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1年，我準備去長春學習日語。
　　
　　去長春前，我在北京有時會去找外語學院的林老師補習英語。我的英語不怎么樣，不過林老師對我讀過不少翻譯的文學作品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夾生年齡，能夠背誦一串串書名和情節概要，于是補習變成了聊天，到后來，林老師竟與我成了忘年交。他當時40多歲，雖是閩人，卻南人北相，頎長清瘦，深目高鼻。許是教了多年外語的原因，他說話清晰柔和，用詞講究，頗具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書卷氣。
　　
　　知道我要去長春，林老師說：“我有個大學同學在那里，我寫一封信，你臨走前來取，拿著我的信去見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請她幫忙。”臨行前去告別，林老師遞給我一封至少四五張紙厚的信，停了片刻，說：“陳老師是我們同學里最優秀的。”
　　
　　這句話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長春安頓下來以后，我就去見了陳老師。她住在一棟筒子樓最里面的一間北屋，光線很暗，但房間整潔。背對光線，我看見陳老師臉色蒼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來自南方。她穿一件20世紀80年代初常見的洗褪色的藍外衣，戴著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師老不少。然而她的聲音年輕，語速很慢，眼睛笑瞇瞇的，目光沉靜。和我說了一會兒話后，陳老師開始讀信，讀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視著我說：“克琛很欣賞你，歡迎你以后常來。”我其實并不清楚林老師的名字。我注意到陳老師提到他的名字時眼眸一閃，很亮。
　　
　　后來的幾個月，我先是忙于學習，即便饑腸轆轆時，也沒好意思去找陳老師，畢竟以“老戰友的孩子”“老領導的孩子”這樣的身份去別處蹭飯，心里相對踏實點。轉眼大學都放暑假了，我還在滿頭大汗地背單詞。有一天，陳老師忽然來看我，讓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飯，我自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再去陳老師家的時候，她正在樓道里的灶臺邊忙個不停。我問她需要幫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說：“你會做飯嗎？”我告訴陳老師，我10歲時就會自己做飯。她笑說：“原來你不是從小嬌生慣養啊。”接著她問我：“你喝酒嗎？”我老老實實地說喜歡喝酒。她就說：“那好，喝點葡萄酒吧。”
　　
　　不一會兒，陳老師竟然變出來四樣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長春，這些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她開了一瓶通化葡萄酒，從斟酒的熟練程度，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兩杯過后，陳老師蒼白的臉色變得微紅，整個人開始煥發光彩。
　　
　　她先問我家里的情況，然后很仔細地詢問了我和林老師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也說了林老師對她的評價。陳老師微微一笑，說：“哪像他說的那樣！不過，我是我們年級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陳老師曾被打成“右派”，一驚之下便問：“那您去過勞改農場嗎？”陳老師又一笑說：“我20多歲的時候都是在那里過的。”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也不敢再問了。我那時雖還年輕，但見過的“地富反壞右”不少，知道他們絕大多數都有過不堪回首的悲慘經歷。
　　
　　陳老師對我這個臨時的私塾弟子相當用心。她的家不到20平方米，一桌、一幾、一柜、一書架、一床，干凈整齊，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師那凌亂的房間，地上都堆著一摞一摞的書。林老師有神采飛揚的一面，興起時會滔滔不絕；而陳老師話不多，慢條斯理，一邊認真想，一邊說。
　　
　　有一次，我說起“文革”中同事、師生、朋友乃至親人之間互相揭發構陷的現象，言下之意頗為不齒。陳老師很平靜地說：“你還年輕，想法太偏激了。很多時候，人們為了自保，不得不那么做，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諒。”她停了一下又說，“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幾個跟我要好的同學積極揭發批判我，幸虧他們這樣做了，才沒被打成‘右派’。”我脫口而出：“林老師也揭發批判您了嗎？”陳老師說：“當然了，克琛那個時候和我最談得來，如果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檢討，根本過不了關。”
　　
　　結業考試前的星期日，零下10攝氏度的天氣，室友煮了熱騰騰的酸菜白肉，我們飲著65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陳老師。她說：“你要走了，我來給你道個別，也托你帶件東西。”我看她凍得滿臉通紅，就問：“陳老師，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陳老師點頭，接過酒一飲而盡，然后說：“這酒不錯，喝了真暖和，再來一杯吧。”酒畢，她拿出一個小包裹，包裹外面貼著一封信，陳老師對我說：“麻煩你把這個親手交給克琛。”
　　
　　天色已暮，陳老師坐了一會兒就走了。我送她到校門口，她和我道別時，先是聲音很輕地說：“你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睜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還長，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陳老師走向公共汽車站，她頭裹毛圍巾，身穿棉大衣，臃腫的外表下，身形顯得更加瘦小。
　　
　　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陳老師囑托我帶的東西送到林老師家里。林老師見到我很高興，熱情地裝了一小盤當年挺貴的散裝巧克力給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說：“陳老師給我帶什么好東西了？”隨即剪開封得嚴嚴實實的布包，卻見里面是兩支巨參。
　　
　　林老師一愣，自言自語道：“這份禮物太貴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東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來放在一邊，開始和我聊天，問我在長春學習的情況，自然也問了我和陳老師見面的經過。
　　
　　最后他忽然問：“你沒見到陳老師的愛人和孩子？”我一驚，回答說：“陳老師一直是單身呀。”這次輪到林老師大驚失色：“你是說陳老師是一個人？”我說：“是啊，陳老師親口對我講她沒有結婚。”林老師沒說話，深深地望了我一會兒，嘆了口氣說：“陳老師告訴過我，她已經結婚快20年了，女兒也快考大學了。”他又停頓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沒有對我說，沒有告訴我究竟發生過什么。這些年她過得怎么樣，我一點都不知道。”向來健談的林老師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只有起身告別。他沒有留我，只是雙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會兒。
　　
　　在那個冬天，我自然也預料不到從此將永去故國。轉瞬間，30多年過去，許多人再未相見，也許今生不會再見。去年2月的一個夜晚，我隨意搜索了一下林老師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滿頭白發、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樣。根據博客的鏈接，我又找到他大學校友會的班級網頁，那里面有一張照片，照片上只有兩個人，左邊的林老師年輕瀟灑，右邊的陳老師明眸善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