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叫作“風范”的東西，就是他們對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風范聽起來很抽象，按我自己的觀察，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他們從小讀古書，不管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從而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使他們對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
　　
　　我們讀古書，如《莊子》《老子》《論語》《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談人的定位，很少有技術、知識上的東西。因此，過去的知識分子在“人文”這個部分，基礎深厚。后來他們也開始讀西方經典，讀到19世紀一些人文性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接著又經歷了一些社會變動，譬如五四運動，或者更晚一點的中日戰爭，他們在這里面歷練很多。于是，當他們到臺灣生活穩定后，他們身上真的有一種成熟，這是后來的知識分子難以超越的。
　　
　　戰后生活穩定下來了，他們把對人的關懷轉化成對教育的理想和熱情，好似虔誠的宗教徒。我1976年從巴黎回來時，認識了俞大綱老師，他那時候在館前路有一間辦公室，每個禮拜三早上在那里讀唐詩，尤喜讀李商隱和李賀的詩。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來創辦漢聲雜志社的吳美云、黃永松，還有云門舞集的林懷民、吳素君、鄭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莊、我、奚淞。我們這一批人在那里上課，也不是為了什么，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去見俞老師覺得很快樂。
　　
　　在那里，我常常會提出跟俞老師不一樣的想法，別的人會覺得很不禮貌，可是俞老師對我很好，我會覺得，其實他就是對人文有一種相信。于是在俞老師的葬禮上，我們這一批人尤其會覺得身上有一種負擔，我們要繼承俞老師所彰顯的東西，就是文化，并且要把它傳承下去。
　　
　　譬如林懷民之所以會關心民間戲曲，是因為俞老師有一次跟我們跑到板橋，到廟里去看歌仔戲。過去我們覺得俞老師成長自文人家庭，應該不會接觸民間歌仔戲，但當歌仔戲一開始，老師就跟我們講歌仔戲的內容，我們嚇了一跳，問俞老師怎么都知道。他說，其實戲曲就那么幾個源流，歌仔戲、川劇都是一樣的源流，那就是所謂的“文化的根本”，即使沒有看過歌仔戲，他還是知道這個典故出自《左傳》。這就是說，你如果有辦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事情就很順利，但我們現在的做法卻恰恰相反，追求細枝末節的東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親近這位老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也讓我今天不管怎么樣，都會回頭去讀像“十三經”這樣的古籍，這些書里面講的都是很根本的、關于人性的東西，就是做人的綱要。我想，知識屬于人，如果了解了人，無論你學到什么新的知識，都能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不會有斷裂的感覺。因為任何知識都要回歸到人的本分，如果學習知識，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你學到的就一定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