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上論壇里留學生們討論的一個話題：長期在異國生活，對你產生了哪些影響？有人說飲食，有人說習慣，有人回答“經歷一場旅行，才發現很多事情只是不同，并無是非”。那時的我才開始靜靜思考，出國這件事使得我宣泄掉無處安放的熱情，讓我性格奔放，讓我體味到生命的另一種狂歡，也為我打開一扇聯結著另一種文化的巨大窗口。或許，它帶給我的比較深層次的改變，是讓我漸漸消除了對這個世界的仇恨和誤解。
　　
　　就像我曾經認為，印度人是最骯臟猥瑣的人。
　　
　　他們說一口音律混亂的英文，信奉數不盡的神靈，表面宣稱“眾生平等”，心里卻對三千年不變的種姓制度念念不忘。他們吃氣味濃重的咖喱，手里抓著僵硬的馕，掌心縱橫的紋路里，是淤泥骯臟的顏色。
　　
　　成年的印度男孩，在荷爾蒙分泌旺盛的夏天，四處找尋可以泄欲的少女。貧窮人家的女兒，穿越一片樹林去上廁所，很可能就成了他的獵物。
　　
　　一條橫越北印度平原兩千五百多公里的恒河，養育著這片土地上超載的人口。垃圾密集地浮在水面，發出腐臭的氣息，枯瘦的婦人蹚在河水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洗衣。天黑時，孩子們從里面舀上幾瓢水回家煮飯。那死寂昏暗的恒河下，藏著夜祭后無處安放的千萬具尸體。
　　
　　可是后來，我卻發現了這樣的印度人：他們穿戴整齊，男人頭頂纏著頭巾，女人身披紗麗，額頭綴上一點紅，有教養的小孩和我們一樣，在任性和撒嬌的年齡里學會了說“請”和“謝謝”。十平方米雜貨店的老板，在遞給我的塑料袋里，熱情地裝進一把糖果；一同上課的同學，拿出自備的午餐，慷慨地和我分享；我的印度鄰居，是一對平凡的小夫妻，來自印度北方的省份，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工作上，剩下的日子里宴請朋友。送給我的印度糕點和每周六晚響起的音樂告訴我，這是一個熱情的民族。他們伸出手，友好地用中文腔調說“你好”，手掌心里延伸開的紋路，雖然黝黑，卻并不骯臟。
　　
　　我曾經認為，日本人是最面目可憎的。
　　
　　他們從一個渺小的島國而來，是戰爭中喪盡天良的魔鬼，單在南京進行長達六個星期的大屠殺，就槍殺、活埋掉三十多萬的中國人。殘暴的日軍，恬不知恥地用報紙記錄著殺人競賽，于是那些無辜同胞的鮮血噴在日軍的軍裝上，氣息微弱，眼睛卻還怔怔地留戀著這片土地。
　　
　　日軍掠走圖書，燒掉村落，踢開鄉親的木門，糟蹋少女和老婦。還來不及繁榮的土地上，到處是含恨的孤魂，鮮血在尸體下凝結成暗黑色的痕跡，那是復仇的符號。于是我們的印象中，總是有這樣的畫面，留著小胡子的日本人，一臉兇殘的模樣，舉起尖刀，刺向懷抱幼兒苦苦求饒的中國母親。
　　
　　可是后來，我也看到了這樣的日本人：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孩，筆直地站在日本餐館里，畢恭畢敬地鞠躬問好，一只手拿著菜單，一只手為客人引路，很有修養；曾經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的日本女孩，在便利店上班，常常帶給我一份免費的便當，休息日又抱走我的床單拿去清洗，她說她對歷史感到抱歉，說我很像她的妹妹，希望我們能夠成為朋友。
　　
　　我也遇到過這樣的老人家，他們已年邁，唯一的愿望，是可以結伴去中國的東北看一看。在戰爭年代里，他們是軍官父母身邊依附著的幼童，不懂炮火硝煙的意義，只記得和中國的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的場景。他們仍能磕磕絆絆地說出幾句中文，靠這些重返遙遠的過去。拋去歷史那一端的仇恨，這一代的他們不再是可恨的人，而是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熱愛這世界可貴的和平。
　　
　　我曾經認為，歐美人是最虛偽，也最小氣的一群人。
　　
　　他們擁有好看的臉龐，卻從那雙帶著顏色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慢。
　　
　　他們喜愛責難來自拉丁美洲的落魄難民，也看不起唐人街黃皮膚的中國人，明明前一秒還在宣稱和平，下一秒就把戰爭的旗幟插在手無縛雞之力的落后小國。他們也許剛剛還向朋友炫耀自己重金購來的保時捷，轉臉便對之后的午餐提出AA制。
　　
　　可是后來，我卻見到了這樣的歐美人：我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在相似的幾條街上徘徊不安，夜晚的樹影鋪滿路面。最后是一輛20世紀20年代的老爺車停下來，里面一對年過六旬的夫妻載我回了家，贈我一個手電筒，揮手再見的時候和我講：“很高興是我們送你回家，而不是別的什么人。”
　　
　　我的老鄰居克雷斯，經常在番茄最貴的季節，摘一籃溫室里的果實放在我門口的石階上；約我去吃飯的小伙子，也沒有在結賬的時候對我講“請支付你的那一份”。他們并不冷血，不同膚色下，擁有著全人類共有的熱情與善良。
　　
　　每一種文化的根基里，都存在著對另一種文化的偏見，幸好可以靠旅行去瓦解消除。而我想，一個人成長的標志之一，大概就開始于接受世界的不同，承認別人的強大之處，能夠跳出陳舊的偏見，去客觀地感悟并做出判斷。我要感謝這一場跨越九千多公里的流浪，是它讓我看到世界另一端的和煦美好，成全我與世界真摯坦誠的相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