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句】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出處】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意思翻譯】一年到頭都為百姓的疾苦 憂慮，嘴上嘆息不已，心中焦急不安。 窮年：整年，終年。黎元：百姓。腸內 熱：內心焦急不安。

【用法例釋】用以形容時時為人民 的疾苦憂心忡忡。[例]他的作品直面 人生、披肝瀝膽、大氣磅礴。他憂時、憂 世、憂濟元元的激情洶涌激蕩其中，他 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精神， 充溢字里行間。(兆騫《我眼中的梁曉 聲》)

【賞析】盡我一生，都為天下蒼生擔憂不已，一想到他們受苦受難，自 己心里就像火燒似地焦急。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此句詩歌中，杜甫明顯以稷 契自比，一想到百姓受苦，他自己內心就焦急難耐，所以才說“窮年憂黎 元”。他窮盡自己一生，要與天下百姓同甘共苦，衷腸熱烈如此，憂國憂民 如此!他的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為后世贊嘆不已，故后人常用此句表達 憂國憂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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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唐詩篇名。五古。杜甫作。見《杜詩詳注》卷四。天寶十四年(755)十月，杜甫被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十一月，離長安赴奉先(今陜西蒲城)探望家室，此詩為到家后所作。全詩五百字，可分為三段：首段自述生平大志，抒寫憂國憂民懷抱;二段敘述途經驪山時的所見所聞，抒發社會不公之感慨;三段敘寫到家后情形，由幼子餓卒的家庭悲劇聯想至百姓的困苦。詩中無情揭露統治階級上層集團的荒淫奢侈，深切表現對人民疾苦的同情，為詩人長安十年政治生活之總結。其時安史之亂已爆發，只消息還未傳至奉先，但時弊叢生，危機四伏，動亂將至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氣氛在詩中得到深刻反映。該詩是杜集中長篇詩史式作品之一。詩題為“詠懷”，實則集詠懷、紀行、紀事于一篇，熔議論、敘事、抒情、寫景于一爐，全篇間架宏闊，波瀾浩瀚，蔚為壯觀，且百折千回，仍復一氣流轉，極反復排蕩之致。邵長蘅評曰：“《詠懷》、《北征》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許沉郁頓挫，碧海鯨魚，后人贊其鋪陳排比，渾涵汪茫，正是此種。”(《唐宋詩舉要》卷一引)楊倫亦云：“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郁頓挫，每多大篇，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為集內大文章，見老杜平生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種足以當之。”(《杜詩鏡銓》卷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二句，自陳愛國憂民之心，感人肺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二句，針砭貧富懸殊社會現象，“驚心動魄”(趙翼《甌北詩話》卷二)，均為傳誦千古的名句。

【評論】

詩歌篇名。唐杜甫作。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故‘浩歌彌激烈’，‘沈飲聊自遣’也。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異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又云：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方幼子餓死之時，尚以常免租稅、不隸征伐為幸，而思失業徒，念遠戍卒，至于‘憂端齊終南，’此豈嘲風詠月者哉，蓋深于經術者也。與王吉、貢禹之流等矣。”宋黃徹《?溪詩話》：“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所向，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與饑渴由己者何異，然常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此誤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疏，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遯，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間鋪敘，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一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跡江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后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跡論也。”清浦起龍《讀杜心解》：“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領。須用一片大魄力讀去，斷不宜如朱、仇諸本，瑣瑣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國之情，中慨君臣耽樂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首用‘許身’、‘比稷、契’二句總領，如金之聲也。結尾用‘憂端齊終南’二句總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憂端’之切，在于國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極慮者。故首言去國也，則曰‘窮年憂黎元’;中慨耽樂也，則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則曰‘默思失業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其所謂比‘稷、契’者，果非虛語;而結‘憂端’者，終無已時矣。”清楊倫《杜詩鏡銓》：“首從詠懷敘起，每四句一轉，層層跌出。自許稷、契本懷，寫仕既不成，隱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復一氣流轉，極反復排蕩之致。次敘自京赴奉先道途所聞見，而致慨于國奢民困，此正憂端最切處。末敘抵家事，仍歸到憂黎元作結，乃是詠懷本意。”“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郁頓挫，每多大篇，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為集內大文章，見老杜平生大本領;所謂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種足以當之。”此詩作于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冬，時安祿山已反于范陽，但消息尚未傳到長安，而玄宗與貴妃仍宴游于驪山。作者回家探親，途經山下，感念國事，憂憤交集，到家后寫下此詩。通過描述個人的身世遭遇和路途見聞，抒發了往昔的壯懷，當前的慨嘆和對國事的憂慮;揭露了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窮奢極欲、橫征暴斂的罪惡，真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尖銳的階級對立和危機四伏的政治形勢。全詩夾敘夾議，鋪陳始終，將敘事、抒情、議論三者結合起來，表達百轉千回、波瀾起伏的思想感情，構成了“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命意布局嚴謹，圍繞抒寫壯志、憂慮國事這個中心，或記所見，或敘所聞，或述所感，雖內容豐富，但脈絡清楚，結構完整;成功地運用對比手法，形象鮮明，生動感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聯，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的對立，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明盧世?說：“《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