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將林徽因和張愛玲進行比較，不免納悶：為何才氣比林徽因要大得多的張愛玲婚姻是失敗的，而林徽因的婚姻生活卻是那樣讓人生羨？

　　說到林徽因的婚姻，必須要說到徐志摩。徐志摩對林徽因著迷時，他的妻子張幼儀千里迢迢來尋他來了。張幼儀告訴他，自己已有他的骨肉了。他居然說：去打掉吧。

　　妻子說：聽說有人因打胎死掉的。徐志摩這時說了一句“挺富哲理”的話：還有人坐火車死掉的呢，難道你看到人家就不坐火車了嗎？

　　也許就是這樣一件事，讓林徽因下定了離開徐志摩的決心。林徽因是才女，她當然也會愛上徐志摩這樣的“俊才”，愛他的俊朗瀟灑，愛他的羅曼蒂克，愛他的詩才橫溢。但她絕不會把這些放在第一位。

　　那她又會將什么放在第一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說到另一個男人，即與她一生相廝守的梁思成。

　　林徽因在建筑設計上自有天賦異稟，可她最初在與梁思成一同工作的日子，畫著畫著就做別的去了。這時，梁思成會一聲不吭的為她畫完。就是從這細枝末節的事情上，林徽因這個“小女子”窺見了梁思成這個“大男人”的氣度與襟懷。

　　抗戰期間，梁思成固守在貧窮的李莊，林徽因不畏艱難緊緊相隨。那時，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須穿上鐵馬甲才能坐直，體重也從70公斤下降到47公斤。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居然筆耕不輟。

　　這時身體也差強人意的林徽因，為梁思成的身體擔憂，更是不停地咯血。在勸說梁思成未果的情況下，她也就與梁思成一道投入到了著述中。就是在糧食匱乏、沒有電、臭蟲橫行的李莊，兩人每天幾乎都要伏案工作到深夜。到抗戰勝利時，他們寫出了11萬字的《中國建筑史》。

　　也就是在這段日子，有外國友人邀請他們去美國，梁思成卻拒絕了。他說：“中國在受難，要與自己的祖國一起受苦。” 如果說這樣的事情已讓大家對梁思成心生大大的敬意，那么還有一件事讓人的靈魂更是受到震撼了。

　　1944年，美國要中國為他們提供中國日占區需要保護的文物清單及地圖，以免盟軍轟炸時誤加損傷。這個任務也就順理成章的落到了時任中國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的身上。讓人沒想到的是，梁思成竟將這事管到了日本的國土上――他要求盟軍不轟炸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本來，梁思成與日本不光有國恨，而且還有家仇。他的弟弟梁思忠，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死在日本人槍口下。可他還是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他說，要是從我的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

　　不要以為他這是迂腐，那是真正的高貴，高貴到野獸也無法奪去他胸中的仁愛與責任。

　　由此我們也就知道了，林徽因所追求的是一種在仁愛前提下有擔當的男人。而事實上是，梁思成不僅僅是對妻子兒女家庭的擔當，還更是對世界文明對人類進步的擔當――一種高尚的猶如巍巍大山浩瀚大海般的擔當。

　　而張愛玲呢，盡管胡蘭成是一個漢奸，她卻看不到他的人格的殘缺，只注意到他的風流倜儻，機敏有趣。說什么：“見了他，我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歡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這樣的花是開了，可那只能是結出一串又苦又澀的壞果子的花。

　　她的朋友就曾有這樣的回憶：一天，她的朋友去看她，發現張愛玲穿了一件袍子，快樂異常，還忍不住說這是胡蘭成掙了錢給她買的。她的快樂是要讓朋友知道自己的男人也是能養自己的。

　　是的，張愛玲也是喜歡胡蘭成有所擔當的。可那樣的擔當只因自己擇偶觀上的本末倒置，使得其可望而不可即。誰都知道，大多時候，胡蘭成是靠張愛玲的錢養著的。

　　由此，我們似乎還可以想象得出，當年林徽因在見到徐志摩時，與張愛玲見到胡蘭成的感覺大約沒什么兩樣。可兩個人的擇偶觀迥然不同，也就有了后來的幸與不幸。

　　男人應該有一副堅實的臂膀，所謂“鐵肩擔道義”。唯這種男人，才能擔起女人一生的幸福。

　　其實科學家說，人是唯一一種接受暗示的動物，和什么樣的人在一起，就會把你變成什么樣子。

　　一生中，有三種人會不斷的給你暗示，用行為影響你，他們是老師，朋友，和伴侶，良師益友可以有很多，但伴侶只能一個，一定要為自己負責任，因為這件事情決定你一生的高度。選個高貴的人做伴侶，這個問題無關男女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