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他個子不高，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壓倒談判對手，能憑直覺猜到對方的心理活動。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為毛澤東與毛澤東為之規劃宏圖的人民群眾之間重要的紐帶。他把毛澤東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劃。同時，他還因為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至少是在毛澤東滿腔豪情容許的范圍內盡可能這么做——而贏得了很多中國人的感激。

兩位領導人的個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會中，毛澤東總是以其氣勢令舉座注目，而周恩來則給人帶來光明和溫暖。毛澤東的滿腔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說話則鞭辟入里。毛澤東喜歡將自己看做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于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于乘時乘勢。他常說，舵手必須懂得該怎樣駕馭風浪。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僅是因為級別的高下，更是因為周恩來對毛澤東總是恭恭敬敬。

后來，有人批評周恩來只是給毛澤東的激進政策降溫而沒有予以抵制。美國代表團見到周恩來時，中國還在“文革”之中，而周恩來-一個見多識廣、留過洋、主張跟西方進行務實接觸的領導人——正是“文革”中一個明顯的斗爭目標。他究竟是推動了“文革”還是踩了剎車?周恩來在政治上能站住腳跟，是因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執行一些他個人可能很厭惡的政策。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數同時代的領導人一樣遭到沖擊。(不過最終他還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實權。)

要給一國之君當顧問有時候就會遇到這樣的難題：若要反對某一項政策，就要考慮，改變了局面以后的好處是否值得他為此而丟官。是憑長遠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還是以眼下利益為重而走極端?是應采取溫和措施而一步步積累其效果，還是擺出高姿態?(其實高姿態也未必救得了他。)

鄧小平后來在評價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用時，一語擊中了這一連串問題的要害。至少在公開場合下，他為周恩來解釋了上述問題。鄧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飽受迫害。1980年他復出后在跟意大利記者奧麗婭娜·法拉奇的談話中說：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很早就認識，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星火作文網 www.easyzw.com】

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系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后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于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臺后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當時，我和周恩來在綠呢面的桌旁坐下時，上述的這一切都還非常遙遠。我們坐下后，談的是有無可能走向和解。周恩來請我這位客人先講。我想好了，避開我們兩國有分歧的問題，只從哲學角度談中美關系的演變。我用了華麗的辭藻來做開場白，我說：“有很多游客來過這片美麗的土地。對我們而言，這又是一片神秘的國土。”這時，周恩來擺了擺手打斷了我，說：“你會發覺，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

我們面前的挑戰可以說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紗，不過周恩來又進了一步。他20年來在跟一個美國使節第一次會談時，就說恢復友誼是發展兩國新關系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一點他在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就已經說過。

3個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國時，周恩來歡迎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兩國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了一樣。他說：“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們講了。你和(溫斯頓·)洛德先生對這一點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馬修斯小姐和我們的新朋友(指我的軍事助手喬恩·豪)不大清楚。你們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們一樣，是個可以與之理論并坦誠交談的人。”

…………

周恩來之所以幸存是因為沒有他不行，從根本上說也因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評他忠心過度。如今似乎風浪已過、彼岸在望，他也被剝奪了實權。他并沒有像鄧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樣與毛澤東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過交道的美國人也沒發現他有任何背離毛澤東講話的地方(再說，主席似乎也通過每晚閱讀會議記錄在跟蹤會議)。不錯，周恩來是對美國代表團禮遇有加-雖然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但這也是與美國建立伙伴關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國艱難的安全局勢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這樣做是為便利中國當時之所需，而不是懼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個人所作的退讓。

周恩來或許開始認為與美國的關系乃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則以為是階段性戰術，這也不無可能。周恩來或許認為經歷“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瘡百孔的中國只有結束孤立，真正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員才能實現振興，但這也是我憑借周恩來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他的言談話語作的臆測。我們的對話從未到達個人間交談的程度。周恩來的有些繼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時候稱他為“你的朋友周恩來”，盡管他們只是字面上這樣說——即便略帶譏諷——我也認為這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