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義”而輕“利”，這一點大概是沒有問題的。《論語·里仁》里引孔子的話說：“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一切以“利益至上”原則來行事，則人與人之間的怨恨無疑會加深。孔子這樣說，是合乎實際的。我們都很熟悉孔子這樣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將“君子”與“小人”的分別，說成是“義”與“利”的區別，這一點，得到孟子的繼承。孟子也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論語·憲問》中，子路問孔子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完人”，孔子給出的標準，就有“見利思義”一條。“見利思義”，而不是“見利忘義”，更不是“唯利是圖”，這是儒家人格非常令人敬重的所在。孔子的弟子子夏要到莒父做縣長，向孔子問政。孔子給出的答案是：“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大約是非常反感“見利忘義”的行為的，所以對子夏進行諄諄教誨。孔子自己也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義”是居于首要位置的，在“義”與“利”發生沖突時，不去追求“不義之財”，這可以說是孔子的道德底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孟子》首章，記載孟子見梁惠王情形。梁惠王對孟子說，你不遠千里而來，肯定會有一些對我國有利的建議吧。孟子的回答卻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按照孟子的邏輯，只要行仁義，利自然就在其中了。《孟子》記載一次孟子和宋榮在石丘相遇，宋榮告訴孟子他要去勸說秦楚罷兵，孟子問他如何勸說，宋榮說我將對他們說交兵的不利之處。孟子則告訴宋榮，你應該用“仁義”勸說秦、楚之王罷兵：“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孔孟重“義”輕“利”，是否意味著，孔孟對“利”全盤否定？也不能簡單這樣看問題。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如果富與貴符合道義，那將如何？我想孔子大約也不會拒絕吧。子貢有一次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可見，“富而好禮”，孔子也是贊成的。“越窮越革命”，這種怪思想，孔子是沒有的。《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及弟子被圍于陳、蔡之間，絕糧，弟子有怨色，只有顏回理解孔子，孔子很欣慰，同顏回開玩笑：“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假如你有錢，我給你理財。顏回自然終生貧窮，但孔子這樣說，可見他并不仇富。只要符合“義”，富和貴，孔子是不反對的。孔子講“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意思是：“只要靠誠實勞動，付出一定力量獲得財富，也算仁德。”這很能說明問題。孔子反對的“不義之財”，大概是“不勞而獲”吧。統治者，不就是“不勞而獲”嗎？
　　
　　孟子對統治者“不勞而獲”是痛心疾首的。孟子用偷雞打比方，辛辣嘲弄統治者利用高額賦稅盤剝百姓，就是個著名例子。孟子之所以主張“義”重“利”輕，不是說“利”本身不好，而是統治者靠剝削發“不義之財”，這是不好的。事實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先富后教”是基本國策，其中為民生利，是首要的。孟子講“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其實就是“為民生利”的意思。老百姓只有“養生喪死無憾”，統治者才能進一步“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教化百姓，社會才能和諧，這也就是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可見，儒家重“義”輕“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不要“不義之財”罷了。儒家是道德哲學，其哲學的出發點是“義”，即孟子所謂“羞惡之心”，“利”被包含在“義”之中。“非義之利”被排除在儒家哲學思想的外面，符合“義”的“利”則被包含在儒家哲學思想之中。我們看到的是儒家主張“義”，其實“利”在其中。與之相對的，是墨家重“利”，但“義”在其中。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家是一種功利主義的哲學，處處言“利”，但墨家的“利”，不同于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那種“私利”，墨子講的是“公利”，是為了謀求英國哲學家邊沁在《政府片論》中所說的那種“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里面自然就包含“義”的思想。
　　
　　今天的中國，首先要富起來這一目標，我們正在慢慢靠近。但富起來之后，“道義”問題就很重要了。為什么社會上“不仁不義”的事情那么多？為什么“唯利是圖”的思想泛濫？回頭看看儒家“重義輕利”“利在義中”的優良傳統，或者墨家雖然處處言“利”，但“義在利中”的優良傳統，對于我們當今社會“重利輕義”，甚至“唯利是圖”的不良社會風氣，應該是一劑清涼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