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媽第一次走出小鄉村，背著被褥卷，也許還拎了一土布袋熱紅薯，搭汽車，轉火車，再汽車，從河南出發，去武漢上大學。半個月之后，她寫信給她的媽，我的姥姥：“同學們都有蚊帳，我沒有。”姥姥回信：“蚊帳是什么？”
　　
　　我媽詳詳細細寫給她：“一種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樣長一樣寬，高度比兩張床之間的距離多一些。”沒尺子，估計她用“CM”做單位，姥姥也不懂得，我媽是用線量的，三根長線就是三個尺寸。
　　
　　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時候，姥姥紡線，織“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縫紉。總之，暑假結束，我媽再上學的時候，行李里有了她小小的自矜：我，也有蚊帳了。
　　
　　我和姥姥的蚊帳扯上關系，是30年后的事。那幾年，我家三姐妹相繼考上大學，三度約車治裝，是不小的開銷，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簡，能省就省。搪瓷臉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實是毛巾，還有那一床蚊帳，我媽給我的時候千叮萬囑：“這是我上大學時候，姥姥給我做的，你愛惜點兒。”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為婚的童養媳，打心眼兒里就不想要。它小，和單人鐵架床嚴絲合縫著，本來就狹小的床鋪，這么一籠，我感覺翻身都難；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饅頭用的籠屜布，充滿了“只防大蚊不防細虻”的君子作風，那細蚊可不君子，見人照咬如儀；最重要的是，它太舊了，土布已經灰得發黑。有生命的事物都會面臨死亡，雪白的棉桃此刻骸骨生蟲。全寢室女生的蚊帳都潔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氣地給社會主義抹黑。
　　
　　有一次，一個外班女生來寢室逛，我聽見她向人打探：“那是誰的床？看著好臟。”臟？我很憤怒，卻沒法向人解釋：它不是臟，它只是積了太多水洗不凈的歷史塵埃，是故紙堆、舊窖藏、米爛陳倉的色調。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質已朽，經不住我的噸位。我帶回家給我媽過目：確實不堪用了，全無心肝地棄之。
　　
　　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我拋掉了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澤的物件。
　　
　　大學是不是非得有一床蚊帳？我媽當年的行為，算不算虛榮心作祟，和“00后”們向家長要“愛瘋”、“愛拍”是不是一個性質？我猜我姥姥沒想這些，她的想法很簡單：我們沒有，這不丟人，也不是啥光宗耀祖的事。人家有，我妮（女兒）也可以有。輸人不能輸陣，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盡她所能，竭其所有。她的愛與尊嚴，全在這一針一線里。
　　
　　我媽，從學生到人婦人母，從武漢到東北再到武漢，走過多少城市又換過多少住所，八千里路，云來月往，她一直帶著這土布蚊帳。到最后給了我，是希望它發揮最后一次余熱吧，它做到了。物若有靈，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長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實一直很窮：兩邊老人，兩個孩子，無數沾親帶故的農村親戚。但我從不曾感受過窮——如果窮就是破爛，就是一無所有。該有的電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該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媽做的，姐姐們穿剩了給我，不斷短了又加長，我媽硬有本事把它處理成華美的滾邊，像復古，像VINTAGE。我的大學同學記得我背過的牛仔書包，時髦得很，也是我媽的手工。她為我們打理一切，正如她的母親之為她。我物質上明明是貧乏的，卻從來不曾感覺到寒酸卑微。貧窮不是恥辱，但活得不體面足展示匱乏，如同展示結痂的創口，非我家風。
　　
　　現在我也做了母親，不會做任何針線活，我媽安慰我：“你會寫文章。”我唯一的驕傲是：我與我的母親、我的外婆一樣，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為了讓這人生更豐盛富饒。
　　
　　是的，姥姥的蚊帳，我的文章，都是我們能給子孫的，含笑而略略酸楚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