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和國內各大院線發布的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開始進入百億時代。在對中國電影市場寄予更大期望的同時，令中國電影人感到驕傲的是國產片站穩了國內市場，人們歡呼四部賀歲大片聯合打敗了年初《阿凡達》創下的票房奇跡，實現了13年來票房上的重大突破。投資人、制片人、導演和媒體都沉醉于票房的“神話”中。在這歡呼雀躍的喧囂中，大眾期待的不僅僅是感官上的愉悅和刺激，還有內心情感的慰藉和心理的沉靜與趣味的提升，但期待往往在人們的口水中灰飛煙滅。
　　
　　值得反思的是，在歡呼勝利中電影人和評論家是否考慮了國產片的價值訴求？我們到底要張揚和培育什么樣的文化意識？是否在注重了電影的商業、產業維度時，不要遺忘電影的藝術和文化維度？恰恰后者才是電影的核心價值所在，電影說到底是通過文化價值創造商業和市場價值。即使它不“言”意識形態，也從未脫出價值觀的籠罩，只是在有意和無意之間搖擺而已。處于價值真空的電影是不存在的，任何電影都會負載著一定的價值觀。國產大片的弊端不是沒有價值觀，而是價值混亂，內容空洞，價值訴求模糊，缺乏一種普適性的現代文化理念，缺乏一種清晰的明確的主流價值訴求。很多大片雖然很震撼、很娛樂，但缺少價值定力和美學神韻。
　　
　　中國大片自《英雄》、《十面埋伏》、《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集結號》、《唐山大地震》、《孔子》，再到當前四大賀歲片的角逐，往往是票房和口水并起，挺“票房”者往往是投資者、制片人和大眾媒體，而“掄磚頭”和“吐口水”者往往是用腳投票的觀眾和部分影評家。在潮起潮落中，延續了中國電影積極的發展勢頭，培育了電影觀眾和電影市場，使大陸市場躋身世界十大電影市場，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大國，盡管還不是電影強國。在此境遇下，我們更要重視二者之間的悖論和矛盾，這說到底是商業和藝術之間的平衡，以及價值觀的訴求問題。
　　
　　作為一種大眾藝術，如何把“想法”表現為一種主流正面價值的引導和訴求，對當下的中國大片來講還是一個難度。相對于價值訴求的模糊和混亂，我們太需要高位態的遵循文化發展規律的價值引導，這既是中國崛起要培育公民積極昂揚的大國意識之需要，也是擔當偉大民族復興的文化使命之吁求。由大而強，不是數量的增長，而是質的提升，也就是文化價值的提升。因此，價值訴求這個一直困擾中國電影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引起各方力量的高度重視！
　　
　　當下的賀歲片很過癮，但也很糾結。這真是一個娛樂盛行而又缺少經典的時代。因此，能夠生產出有深度的文化產品就很不容易了，《讓子彈飛》似乎切中了觀眾的心坎。介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之間的姜文是一個有思想的導演，他的影片往往蘊含深意，有著多層次的寓意和意味，可以進行多方面的思想解讀。在《讓子彈飛》的創新與激情的演繹中，姜文講述的故事是動聽有趣的。
　　
　　電影的幾個鏡頭頗有意味，譬如，馬拉火車（機動車）象征著社會體制嫁接的滑稽和不倫不類，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歷史中的真實進程，這就是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的寫照。這個鏡頭在頭尾兩次出現，昔日的革命弟兄在火車上喊著“上海”、“浦東”，照應了片頭唱著“送別”的買官縣長、師爺；“黃四郎”也曾經做過“革命黨”，在革命后卻成了販賣鴉片、草菅人命、威震一方的大土豪。歷史的循環還是體制的循環？革命的意義和價值又在哪？何處是中國的出路？是歷史的迷霧還是現實的迷失？深刻的批判、理想的張揚、自由公平的呼喚、變節的警惕。這都是價值，但這些深刻的問題經導演運用的后現代、解構、反諷、調侃，而被肢解變得價值觀混亂，一味的隱喻、影射、嘲諷，未必有利于公民社會的建構，未必有利于動員社會力量和大眾形成一種凝聚力。更多的是要思考如何完善制度設計，如何提升大眾的文化意識，如何推動主流意識形態的自我調適。
　　
　　“讓子彈飛一會”成為最近一個時期最“給力”的一句臺詞，可見影片不僅給人以娛樂，還給人以思想的震動，影片臺詞很“給力”，但價值訴求并不很“給力”。同樣存在價值訴求模糊和價值觀混亂甚至出現價值誤導的現象，極度不合時宜的渲染和暴力血腥，也讓觀眾有些不知所措。對于前期宣傳的“交口稱贊”，走進影院的觀眾還是感到一些遺憾，這些遺憾是不是就是走向經典的距離和差距？！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影片的價值訴求和審美意味未能俘獲大眾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