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商品以來，金錢成為人生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它遠不是人生的全部，甚至有時干擾人生價值的實現。人們在金錢面前應該具有獨立意識，能“聚”也能“散”，而且聚之有道，散之有方。
　　
　　西方資本家對于金錢的態度，在許多人心目中還停留在阿巴公或葛朗臺的時代。那時還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許多資本家的個性受到金錢的扭曲與異化，對于金錢的單純“愛好”，成了他們人生的唯一目的，快快掙錢、多多掙錢是他們的奮斗目標。
　　
　　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這種風氣產生了變化，資本家們更注重金錢流通與金錢的花費。“流通”自不必說，這是資本增殖的手段。“花費”則更多的是把金錢投向公益文化事業，這在歐美尤其明顯。大多數的文化設施、基金，不是國家、政府出的錢而是財團捐的。
　　
　　西方有許多富豪死后不把財產全部留給兒女，他們深信兒孫自有他們自己的事業，不必躺在父母的身上享清福。這可能與他們的信仰有關。加爾文教就主張教徒應以自己的勤奮工作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古代中國寫在書面的也是“重義輕利”，沒有奉金錢至上。但在世俗生活中，金錢還是起著支配作用的，因此，視金錢為生命者也不在少數。
　　
　　唐李肇《國史補》記載了一個故事：唐德宗時，有位高官叫王鍔，他出身行伍，性情貪鄙，極好財貨，凡有關財務，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以免水肥外人。王鍔多次為地方大吏，積累財貨極多。有位在王鍔門下多年的老賓客，一次與他談起金錢財貨問題。老賓客知道王的毛病，便以能聚也應能散的道理告誡他。過了幾天，王鍔又見到這位賓客，便爽快地說：“前幾天，您的教誨我記在心頭，以后就照您的話辦，財貨已經大散了。”老賓客聽了很高興，便問：“不知道您如何散的財？”王鍔回答：“每個兒子給一萬貫，女婿各給一千貫。”
　　
　　儒家思想認為天道“惡滿而福謙”，太過于滿就要招致損害。因此，對于金錢，會積也應會散，“散”指散給那些需要它的人。晉時富可敵國的石崇，曾與皇親王愷斗富，皇帝常幫助王愷，王愷仍時常敗北。可是最終石崇受孫秀陷害，誣以謀反。石在臨刑前感慨萬端地說：“奴輩利吾財者。”收捕他的人說：“既然知道金錢會招致災禍，為什么不早早散之？”這就是“散”的真義。
　　
　　對于兒女未來的關切是國人的傳統，因為在人們的思想上，總認為兒女是自己生命的延長。但在如何關切兒女問題上，有識者與短見者有很大分歧。《戰國策·趙策》中有“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觸龍主張愛護兒女要為他們作長遠打算。他勸趙太后要為子女創造建功立業的機會，不要只在金錢、地位上為兒女考慮。因為“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這樣，金錢、地位足以成為兒女的禍根。這種看法很明智。
　　
　　西漢的疏廣位至太傅，年老后主動要求退休還鄉，皇帝、太子共賜金七十斤。他退居鄉里之后，用此錢與族人、親朋故舊共享，相與娛樂。人們勸他用此錢買些田宅基業傳給子孫，疏廣回答說：“難道我老糊涂了，不顧念子孫嗎？不是，我有舊田宅，子孫勤力其中，自可以供衣食，過著與平民一樣的生活。如果我再留給他們更多的金錢基業，則足以使其懶惰，不思上進。”他又說，對于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也就是說子孫賢，那么金錢太多則成為上進的累贅；子孫不賢，金錢太多則幫他們去干壞事。縱觀兩千年之歷史，確如疏廣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