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給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記憶中它們是永遠存在的。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慶南開中學讀書，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這中間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沒有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就是在這一年半中，父親給我寫了三封信，只有三封。
　　
　　在談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為什么要到重慶南開中學念書。1941年夏，我進入西南聯大附中，1943年我讀初二，我和幾個同學對當時童子軍教官的專制作風很不滿意，加之我們偷偷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對陜北頗為向往。于是我們五個人：我、余繩蓀、游寶謨、曾憲洛、胡旭東，決定去延安看看。我們沒有路費，就分別偷了家里的金子，賣了作為路費。我們由昆明先到貴陽，準備由貴陽去重慶，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貴陽后，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里，吃過晚飯，剛準備睡覺，忽然來了幾個大漢，說要我們到貴陽警備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兒后，他就把我們幾個人關在警備司令部偵緝隊內的小房間里。這就是說，我們被捕了。特別讓我們擔心的是，我們還帶了一本《西行漫記》，因而可能會有很大的麻煩。不記得是誰忽然發現，屋子的地板有縫，于是把書撕了，一張一張由地板縫塞了下去。我們又共同編了一套謊話，說我們要去重慶念書，并且各自還找到一兩位在重慶的親友作為護身符。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找我們一個一個談話，警告我們不要聽信什么謠言，對帶領我們的余繩蓀還加以恐嚇說：“不要以為不會把你槍斃。”我們幾個一口咬定，都說要到重慶念書。沒有問出我們什么來，他們就把我們關在偵緝隊旁邊那間小房子里。關了大約一周，西南聯大附中派教務長來接我們回昆明。警備司令部還派了人隨同押送。
　　
　　回到昆明，父親并沒有責罵我，反而把我們幾個出走的孩子的家長給西南聯大附中校長黃鈺生的信給我看，信中對西南聯大附中的教育進行了批評。這樣我們都不愿再回附中讀書了。正好我有一個堂姐在重慶南開中學教書，于是我就決定去南開中學了。那時，由昆明去重慶的機票非常難買，給我這樣一個15歲的孩子買機票更是難上加難，我父親帶著我跑了好幾趟航空公司也無結果。這時我真有點心疼我父親。父親由于撰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幾乎每晚到一兩點才睡覺，這對他的身體有很大影響，他不僅患有高血壓，心臟也很不好。后來實在無法，父親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幫忙，因為據說毛先生曾是軍統頭子戴笠的老師。這樣我才得到了一張去重慶的機票。我在重慶南開中學讀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這期間父親一共只給我寫了三封信，而母親給我的信更多一些。
　　
　　以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不知道生活的艱難，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生活更加艱難。在南開中學，所有的學生都住校，吃集體伙食，菜很少，我們吃完第一碗飯，菜就沒有了。有些同學家在重慶，往往帶點私菜，或者帶點加鹽的豬油來拌飯吃，而我則沒有這種可能。因此，我就寫了封信給父親抱怨生活太苦。父親給我回了一封信，他說，抗戰期間大家生活都苦，不應該對此有什么抱怨。他還說，他在清華讀書時，由于祖母不給他車費，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幾十里路，也并沒有抱怨。他還把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抄給我，并且說：前方戰士流血犧牲，這樣你才能在后方讀書。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應該多想想比你更困難的人，要像杜甫那樣，在艱難的生活中，想到的仍然是“大庇天下寒士”。父親的信雖是這樣寫的，但他同時又多寄了一點錢給我堂姐，讓她買點豬油給我拌飯。后來我知道，我們家當時正處于困難時期，父親的薪水本來就不夠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腎炎，治病要花不少錢，而我母親由北平帶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飾漸漸都賣光了。父親的信和他的所作所為，對我一生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每當我想起他的這封信和他讓堂姐給我買豬油，我都不能平靜，感謝父親對我的愛和關懷。我比起父親來在學術上沒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不敢茍且偷安，總是希望能對得起他，做一點有益于社會的事。
　　
　　我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期間，我的大妹湯一平患腎炎不治而離開了人世，她那時只有14歲。起初，我父母都沒告訴我，我是后來從我堂姐那里知道這個消息的。大妹是我父親最喜歡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歲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寫的《生死》里記述了大妹的死。當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寫了一封信給我父母，述說我的哀慟，并問“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親給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話：“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說：“對于生死、富貴等，不是人應去追求的，學問和道德才是人應該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讀書，注意身體。從父親這封短信看，他確如錢穆先生所說，是一位“純儒”。近讀《吳宓日記》，其中也記有父親在一次演講中說“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那時，父親正好50歲，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說，但他要求我做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人，這無疑是儒家對做人的要求。而我在50歲時（1977年）才像孔子15歲那樣始“有志于學”吧？大概到我60歲時也才如孔子40歲時那樣進入“不惑”之年。父親立身行事所依據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體現。
　　
　　重慶南開中學無疑是當時大后方最好的中學之一，我能進入是得益于我的堂姐在那里教書，當然也和我父親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開大學教過書有關。我在聯大附中只讀到初二，沒有讀初三，而到南開中學直接進入高一，功課的壓力自然很大。開始我還可以勉強跟上，可越來越感到困難，因而學下去的信心動搖了。于是我寫信給父親說我不想學了，想回昆明。父親寫了一封長信給我，他說：“讀書、求學就像爬山一樣，開始比較容易，越往上越困難，這就看你是否能堅持，只有有志氣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遠，眼界越開闊。”他還舉出一些古今學人堅持為學的例子來鼓勵我。父親的這番話，不僅使我堅持在南開中學學下去，而且對我一生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我雖無大成就，但總力求日進而有所貢獻。這大概是和父親對我的鼓勵和教導分不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