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講兩個小故事，一個是親歷的，一個是讀書讀來的。
　　
　　20世紀80年代，我接待了一位西方人士。他曾與人合作翻譯了幾部漢語作品，在當時比較活躍。他剛剛坐下，還沒來得及寒暄，就一臉驚懼地告訴我，他剛剛由另一個地方來，是去訪問一位作家的，要主動翻譯那人的作品，想不到只談了幾句話，那位作家就說：“我的作品主要是寫給我的民族看的，我不需要你翻譯，請你快些離開吧！”他問：“這位作家你應該認識吧？”我說：“當然，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他站起來，張開多毛的雙臂說：“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憤怒了。我安慰他，說：“可能有什么誤解吧，請您不要介意。”他根本不聽，一直喊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來我這里也是談翻譯的事情。我們其實幾年前就見過面。在歐洲，一個晚上，我與他第一次接觸。我對那次見面的細節記憶猶新。依據那一次的接觸，我稍稍能夠想象他與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是怎么相處、怎么交談的。說心里話，在歐洲的那個夜晚，我覺得有點不可忍受。記得當時旁邊還有一位同行的中國作家，他不斷地拉扯我的衣袖，小聲說：“慢慢就習慣了，他們這些人就這樣說話。”我是第一次與“這些人”接觸，所以還不夠習慣。
　　
　　這位西方人士從我這里離開不久，我就見到了讓他覺得“很可怕”的那位作家朋友。我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朋友告訴我：“那天他來到這里，說要翻譯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高興的，表示要跟他好好合作。但他對具體作品的翻譯沒有一點興趣，只是反復強調自己‘無比重要’——‘如果不翻譯，你們就永遠不被接受，永無出頭之日，寫作也沒什么意義和價值。’他說自己這一類人對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而言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說，對文學而言，西方永遠都是中心，只有設法讓西方人承認才行——‘這對你、對你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訴你怎樣寫他們才會認可和喜歡。’”
　　
　　這位作家說，當時他一直很禮貌地接待對方，并長時間聽著對方盛氣凌人的講話。最后他只好如實地告訴對方：“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和交流很有意義，我也希望把自己的作品介紹給異國讀者，但我不相信所謂的‘中心’就一定比身邊的人更懂文學。獲得西方的承認雖然有意義，但首先還是要讓自己的母語讀者理解和接受。說到底，寫作不過是心靈之業，不是為了獲得某些人的承認才做的。為了滿足‘中心’的趣味而投機取巧，有悖于做人的原則，也違背寫作倫理。”這位西方人打斷他的話，一次次喊叫，怒不可遏。我的作家朋友只好客氣地請他離開，說自己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寫好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翻譯，暫時不能與他合作了：“我們的談話就到這里，好嗎？”
　　
　　在中國，這位“上賓”哪里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所以他認為整個過程“太可怕了”。
　　
　　這個故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過去這么多年了，我還是沒有忘記其中的細節。
　　
　　前幾年讀了一本南非作家庫切的隨筆集，其中有一篇談到著名詩人艾略特，寫了他的一段往事。艾略特受邀到美國一所大學做關于歐洲詩人維吉爾的講座。就在此前兩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整個世界陷入動蕩，沖擊之強烈簡直無以言表。很不巧，艾略特就是在這個時刻來到講壇的，因為這是預先確定的一場學術活動。現場當然要談到這場大戰，不過他只用了一句話：“歐洲剛剛發生了一個事件。”接著，他就開始講維吉爾。艾略特極專注、極深入地闡述了維吉爾，特別是詩人之于歐洲文化傳統的意義、其永恒性。
　　
　　整場講座他再沒有提到剛剛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他所置身的這個場合、這個時段，需要認真講解的只是關于歐洲文化的基石性人物維吉爾。這次講解必須傾力為之，聚精會神。艾略特目不旁視地講了詩人的永恒，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都沒能稍稍轉移他此刻注意的重心、才能的重心和智慧的重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會過去，而維吉爾是永恒的。他在講座的整個過程中，只沉浸于永恒的意義和認知當中。
　　
　　一場世界大戰將會剝奪多少人的生命和幸福，而且將永遠改變這個世界。一個詩人不可能無視這樣的慘烈和巨變。柔軟無比的心腸、對苦難的敏感和強烈的現世責任感，正是這一類人的生命特質。但是這一次，在這個講壇上，他講的是維吉爾。他必須專注于此，甚至需要暫時忘卻周邊這個劇烈動蕩的世界。他要沉浸于詩的文化中詮釋，進入“歐洲的永恒”。
　　
　　詩人如此專注于永恒、專注于詩，對現實而言恰恰不是傲慢，而是最深的謙卑。誠實、認真、理性，使他沒有慌亂如喪家之犬，沒有汲汲于時下。他疏離了近在眼前震耳欲聾的那個話題，只專注于說好說透自己要說的。這樣的人其實更可信，更有力。一個人必須蓄養氣度，才能有良好的、持久的投入，無論對現實生活還是永恒的詩性，皆應如此。
　　
　　如果艾略特那一次講座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維吉爾攪到一起，攪成一團，會是多么糟糕！
　　
　　他沒有慌亂，氣定神閑。他當時要做的事情的性質，決定了他必須如此。
　　
　　在我們這兒，有時候，女明星掉了一顆牙或富翁感冒了，主持人都恨不得讓人取消講座，或使主講人的一席話變得疙疙瘩瘩，再也不流暢。這時候，詩人的尊嚴是談不上的。有人認為，在錢、權、名、色之下，尊嚴是不必談的。這差不多已經化為習以為常的慣例。
　　
　　如上就是這兩個故事了。現在看，一點驚人之處都沒有。可奇怪的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誰要當這兩個故事的主角，哪怕有那么一點點意思，都是很難的。大環境，比如思想環境、藝術環境、語言環境、自然環境，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存和創造，我們極其需要注意這些環境，從而讓自己的小環境能夠多少有所不同。
　　
　　這兩個小故事我可能會牢記很長時間。在我看來，其中不乏訓誡和提示的意味：一個寫作者怎么回避惡俗，堅持真理？庸俗是時而發生的，惡俗卻是令人后怕和羞慚的。持守自己的職業道德、本分和常識并不容易。這兩個故事不過是講作家和詩人的品質，是最老的那一類話題，或許已經老到讓人生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