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在我還不到兩歲的時候就把我接到了水門口，還是從青島機關幼兒園的小木馬上接走的。媽媽既要上班，又要帶孩子，只能顧著我哥哥，把我放在長托幼兒園，幾個月接一次。姥姥說，怕我一輩子都“不會笑”，就咬著牙把我接回了水門口。
　　
　　那個時候，姥姥的小女兒還不到九歲，又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為了養活我，姥姥把村里能借的雞蛋都借來了，又把從娘家帶來的一對銀鐲子賣了，換了能擺滿一張炕的雞蛋。
　　
　　從那時候開始，無論多窮，雞蛋在我的生活里就沒斷過。蒸著吃、炒著吃、煮著吃，一個吃得下，三個也撐不著，我噌噌噌地往上長。半年后，媽媽從青島來看我，簡直認不出我了。“會笑了”的我笑得讓姥姥都害怕，因為無論見了誰，我還沒說話，就先笑。
　　
　　姥姥說我四歲的時候就會串門兒了，而且準能吃得小肚子溜圓才回家。我至今也不能確定，如果沒有水門口四年的“野生活”，繼續在青島機關幼兒園長大的我還會不會是今天的我。
　　
　　有人作調查，問十個孩子，在兩種媽媽中會選擇哪種：一種媽媽生下孩子就一天也沒離開過孩子，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機會；另一種媽媽生下孩子就去奔事業了，給孩子提供最好的條件。年齡小的孩子基本都選擇了前者，成熟的孩子都選擇了后者。我問姥姥：“你選擇誰？”姥姥說：“那還用說？選第二個媽。”我慶幸上天給了我兩個媽，前者是姥姥，后者是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