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法官弗蘭克·卡普里奧頂著一頭柔順的頭發，披著整潔的黑法袍，端坐在法庭的審判席上。他在八旬高齡時走紅美國網絡，靠的不是端莊嚴肅，而是對一樁樁小案件出人意料的審判。他的擁躉稱他為“最溫暖的審判者”。
　　
　　衰弱的腦癌患者因急著買藥，匆忙中把車停在了路邊，卡普里奧聽完前因后果，大手一揮就撤銷了違章處罰，還祝福對方好起來。囊中羞澀的大學生委屈地說，交了違章罰款就沒錢交學費了，卡普里奧慈祥地看著他，安慰地告訴他可以延后交罰款的期限。
　　
　　這些場景出現在美國ABC電視臺CaughtinProvidence的直播節目（這檔節目完整記錄了普羅維登斯市法庭審判的過程——編者注）中。從2000年起，節目開始記錄卡普里奧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由他經手的交通罰款、環境糾紛等輕罪案件，都不加剪輯，每周兩次向公眾播放。
　　
　　在此之前，他已經是當地德高望重的審判者，1985年被市議會任命為首席法官，并在之后連任6屆。“按照這東西判案挺容易的，”卡普里奧曾經拍著手邊比磚頭還厚的法典講述自己的經驗，“可判案的是人，不是這本書。要做到真正的公平正義，法官還要有理解和同情。”
　　
　　他曾經感慨，市政法庭是大部分普通民眾接觸司法系統的唯一窗口，如果讓人覺得法律只是冷漠、嚇人的東西，那就太糟糕了。“法律要維護社會的底線，人心才會溫暖。”如何在法規之外作出更多帶著人性的審判，卡普里奧摸索了60年。
　　
　　60年前，他自己也經歷著難熬的時光。他的祖輩是從意大利來到美國的第一代移民，靠著擺水果攤勉強維持著全家的生活。父親覺得他聰明伶俐，曾經飽含期待地和他說，將來他可以做個律師，為窮人辯護。
　　
　　卡普里奧依靠打3份工賺來的錢，供自己讀完大學，不負父親的期待，成了家族的第一位大學生。之后，他當律師、檢察官、法官，“從來沒有試圖從窮人那里收錢”。時間長了，他發現人的眼睛可以說明一切，有的人眼里充滿真誠，有的會閃現絕望。
　　
　　看著這些和當年的自己類似的人的眼睛，卡普里奧總充滿感情。他說，審判和處罰，是為了讓這些人得到教育，變得更好。如果雪上加霜，帶來仇恨，那就適得其反。
　　
　　他掏出筆和紙，同第一次駕車違章的高中生約定，如果他能考上大學并順利畢業，罰金就會被取消，否則就要追回。一臉驚喜的年輕人連聲向卡普里奧道謝，老頭子卻又開始在紙上記錄，“4年之后，我可會派警察來核查！”
　　
　　面對還沒有工作，因趕著去英語學校而違章的外籍女工，他也毫不猶豫地取消罰單。只要女工愿意繼續學英語、找工作，并且不再違章，他就不再追討罰款。
　　
　　有人質疑他作秀、不尊重法律；還有人覺得，對每件小案件都要判斷是否值得法外開恩，實在太累了。
　　
　　可卡普里奧從不生氣，還在網絡直播間和網友交流自己的看法。“任何一個愿意為一張罰單走上法庭的人，這張罰單對他而言都不是小事。”“如果我既能免了他的罰單，還能讓他記住不再違章，又能給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帶來一點幫助，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他也不是沒被人傷害過。一個糾纏他人進行乞討的乞丐曾經20多次出現在法庭上，每一次，卡普里奧都將他無罪釋放。最終，他再也沒有在普羅維登斯乞討。卡普里奧在大街上遇到打扮整潔的他，高興地主動打招呼。可這人卻向卡普里奧炫耀，如今他坐火車去波士頓乞討，賺的錢是以前的3倍。
　　
　　想要利用這位老爺子的善心的人不少。有人和他說，沒交罰款是因為工作太忙；還有人胡扯，自己駕車超速是因為新鞋太夾腳了。這些時候，卡普里奧也會生氣地駁斥。
　　
　　鏡頭中，卡普里奧的招牌動作是單手扶著額頭，顧自煩惱，并嘀咕著“怎么辦”。有的被起訴者確實走到了絕境。卡普里奧說，他“必須給這些人在法律和人情間找一個平衡點”，不能讓一場判決壓垮他們的人生。
　　
　　一個被謀殺了孩子的母親在他的法庭上失聲痛哭。孩子被殺了，名下卻還顯示最近一月的社會保險欠費。她趕去社保局處理孩子的欠款，車上被貼了一張違章罰單。去申請法律援助的路上，她心緒不寧地停錯了車，又多了一張罰單。
　　
　　隨后，這位倒霉的母親因交不起房租，被房東勒令搬家，鬧到法院又敗訴。絕望的她在法庭上哭紅了眼，“房東拿回了房子，可我的生活只剩下罰單”。卡普里奧緊皺了一下眉頭，把罰款總額從400美元減到50美元。那位母親抽泣著感謝，說這個數目她還付得起。
　　
　　卡普里奧追問了一句：“交完罰款，你還剩多少錢？”回答是5美元。
　　
　　他幾乎只猶豫了一秒，便說：“我是不會讓你只剩5美元離開的，我要取消對你的所有處罰。”
　　
　　人們很少見這位大法官板起臉來。少有的一次是在一場大學畢業典禮上，有學生問作為嘉賓的他，如何看待自己從事的工作。
　　
　　這位老人以法庭上鮮有的嚴肅對著臺下的學生說：“當我自己爬上了成功的階梯，責任就是把梯子放下去，讓更多人爬上來，而不是任他們跌下去。我一生只做了這一件值得稱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