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汀與張愛玲有一點風格很像，她們不調侃庸俗的老阿姨，而是喜歡順著老阿姨們的邏輯說，將她們的可笑處平平道來，于是越顯其荒誕。
　　
　　比如《傲慢與偏見》里，奧斯汀有所謂：“她一生大事就是嫁女兒，生平安慰就是八卦。”張愛玲的《鴻鸞喜》里則說：“婁太太沒聽清笑話，因此笑得最響。”都是精通世情，輕刺一句，見其可笑，并不特意抖響包袱。
　　
　　這大概是冷幽默的好處：讀來并不見大笑料，卻遍地令人淺笑的小包袱。
　　
　　類似的笑料，吳敬梓也用過。《儒林外史》中有一段：當時范進還在守孝，卻照舊去縣衙里面“打秋風”蹭吃喝。先是不舉杯箸，知縣就叫換了一個瓷杯、一雙象箸，后來又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當時知縣緊張了，想范進居喪如此盡禮，倘若不肯吃葷喝酒，難道還臨時給他來一桌素菜？等看見范進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知縣方才放心——這一下子就把知縣的小心思一勾，兩個人的可笑處都被翻出來了。
　　
　　博爾赫斯也有趣，只是他的幽默比較冷冽，不動聲色。比如這段：“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父十分憐憫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島金礦里過著非人生活、勞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國王建議，運黑人去頂替，讓黑人在安的列斯群島金礦里過非人的生活，勞累至死。”
　　
　　前一句，看似真是個好人。后面一句，將“過非人生活，勞累至死”略一重復，黑色幽默便出來了。
　　
　　汪曾祺的《八千歲》是輕喜劇。吝嗇的米鋪老板八千歲被敲竹杠，破財消災，心也寬了。于是結尾處，“是晚茶的時候，兒子又給他拿了兩個草爐燒餅來，八千歲把燒餅往桌上一拍，大聲說：‘給我去叫一碗三鮮面！’”
　　
　　這一句本已可笑，因為“一拍”，因為“大聲”，更好笑了。活現于紙上，這是汪曾祺式的、質樸的有趣。
　　
　　金庸最幽默的一段，是這樣的：“當下抖擻精神，在一方王羲之當年所用的蟠龍紫石古硯中加上清水，取過一錠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煙香墨，按腕運指，屏息凝氣，磨了一硯濃墨，再從筆筒中取出一支趙孟頫定造的湖州銀鑲斑竹極品羊毫筆，鋪開一張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箋，點起一爐衛夫人寫字時所焚的龍腦溫麝香，恭候伯爵大人揮毫。”
　　
　　“這架子擺將出來，有分教：鐘王歐褚顏柳趙，皆慚不及韋小寶。”
　　
　　這里的妙處是，您只要略通書法史，自然知道讓韋小寶這個大草包拿這么多名家手筆來附庸風雅，是何其可笑。但另一點妙處則是，《紅樓夢》里，賈寶玉去秦可卿房間里時，但見：“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陽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
　　
　　只要是讀過這兩段的讀者，自然覺得金庸簡直調皮。若曹雪芹于地下讀到，大概也要看得搖頭苦笑了。
　　
　　但有人會說了：這樣的笑料，難免被錯過——并不是每個人都懂啊。
　　
　　這大概就是它們的妙處了——這點笑料隱在故事里，并不特意翻出來，以待識者識之，這算是它們的一點風流。而且，對作家而言，這些多半只是信手而為，并非蓄意用力。所以讀聰明人寫的東西，哪怕并不刻意講笑話，也能看得笑容滿面——因為聰明人太容易看到世上微妙的反差與荒誕，隨手一舉，便是一個了。
　　
　　所以納博科夫說了，好的書，需要更好的讀者才能品出其趣味——作為一個有些刻薄，又經常被誤解的冷幽默天才，他這話可真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