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等等。可以說，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本人就是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親自做過或組織過無數次深入細致的調查。我們僅僅從下面幾次集中調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做調查研究的。

戰爭年代，作了大量的調查并親自撰寫調查報告，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把調查作為“決定政策的基礎”。

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農村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的調查。對在嚴酷革命戰爭環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于條件和環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毛澤東痛心地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除了已經痛失的“永久也不會忘記”的調查報告以外，毛澤東還留下了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后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的財富。這些調查報告，長的達幾萬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寫的《尋烏調查》，就有8萬多字。也就是在作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于1930年5月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寫下了《調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頭”等論斷。他還特別強調了“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等馬克思主義觀點，指明了只有調查研究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道理，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途徑。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關于調查工作的通知時提出兩個響亮的口號：“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一時期，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也開始有了雛形和基礎，中國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也開辟出正確途徑。

到了延安時期，正是伴隨著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步伐，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為了引導全黨搞好調查研究，毛澤東花了幾年工夫，盡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關農村調查的一些報告，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這本書即將付印的時候，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誡黨內，如果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這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干部們說：“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由于毛澤東大力推動全黨搞調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動，使黨的整個作風得到了根本好轉，我們黨也才能真正擔負起民族獨立解放的歷史重任。

20世紀50年代開展“十大關系”調查，開始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出調研材料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動活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局面和更為復雜的世界，黨內大多數同志情況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危機加大。如何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就在新中國成立的當月，針對當時的綏遠省有關干部在開展工作和搞生產建設過程中出現不了解情況、不懂業務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新情況、新事物不作調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貨就不識貨，這怎么能辦好事情呢？”他明確提出，我們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況”“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進一步提醒黨內干部說：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我們有責任搞好各個方面的工作，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

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如何使我們的干部了解新情況、懂得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是毛澤東思考得最多的問題之一。到了1956年，為了摸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和出現的新問題，并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作準備，毛澤東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歷時兩個多月，他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隨后，他又用了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為進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業、運輸、財貿等方面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從10個方面準備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并提出：匯報材料中“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就是在這次集中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闡述了兩個多月來中央進行調查研究的一些認識成果。毛澤東后來在談到《論十大關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時，曾這樣說過：“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這次調查，也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經濟工作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系統調查，成為我們黨全面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開端。

20世紀60年代多次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領導干部“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自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主觀上的工作失誤和客觀上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進入60年代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很快就意識到，“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原來的許多認識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怎樣才能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呢？毛澤東認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下去搞調查研究。他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為此，他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說：“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第二次是在隨后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他還強調，“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期間，毛澤東特別強調：“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基層搞調查，留下了許多調查研究的精彩篇章，這對于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面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澤東發起的這次全黨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對轉變黨的作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們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作出科學決策、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留下了寶貴的經驗。（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楊明偉）